清华教授胡左浩：中国制造二三十年内仍占重要份量

　　清华教授胡左浩：中国制造未到生死攸关时刻

　　21世纪网在推出了“中国制造，这张面孔在流泪”的专题之后获得了巨大反响。目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两税并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三座大山”，外资的相继撤离也在发出明显的信号——中国制造业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企业的转型与升级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

　　对此，清华大学教授胡左浩接受了21世纪网专访，他表示，目前我们的制造业正处于拐点之中，但并未到生死攸关的时刻，不要低估中国市场的容量，我们有着广阔的农村市场，制造业转型将会呈现出多梯度与区域性的特点。胡左浩同时认为，未来的全球制造业将会多国家为中心的局面，二三十年内中国仍占有重要的份量。

清华大学教授胡左浩

　　从“微笑曲线”到“哭泣曲线”

　　“我们正处于制造业转型的拐点中，但并未生死攸关”

　　21世纪网：您认为现在的中国制造业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胡左浩：目前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制造业仍然有优势，但优势在变小。我们一直有制造业大国的背景，早年经济水平不高，资源和能力要先从制造业或者装配业做起来，各个方面也符合发展制造业的条件，比如土地成本低、税收低，基础设施成本低，当然，还有人工的工资低。国内的市场需求大，再加上成本的低廉，使前几年制造业发展比较快。

　　然而经济发展是阶段性的，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不仅仅反映在总量的增加上，更反映在结构和质量的调整、社会发展和生活改善，可以说，我们目前处于制造业转型的拐点中。

　　21世纪网：可不可以说我们处在了转型的迫在眉睫时刻？

　　胡左浩：目前并未到生死攸关的时刻，离你说的“迫在眉睫”还差那么一点点。

　　什么叫生死攸关？日本在80年代碰到了这个情况：第一、日元大幅升值，出口产品价格升高；第二、日本人工资大幅增加，又受到中低端制造商的挑战，那时候真的是生死攸关了，只能靠不断的研发技术、争取海外市场来求生。

　　我们虽然也面临着人力成本增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但不要忘记，中国的市场很大，梯度大，容量也大，这给很多企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我们高中低档次的产品都有需求，这是中国的收入结构决定的、城乡差距决定的，我们还有二三线城市、还有广阔的农村市场。

　　所以，在中国，说到制造业转型，是要分行业和地域的。比如沿海城市的玩具业和服装制造业等，现在苗头出来了，最难办的是广东那边中小厂子，地也贵、人工也贵，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啊，富士康不就搬到河南去了吗？

　　21世纪网：您认为“生死攸关”什么时候才到？

　　胡左浩：十年左右。都说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但这是高位下行，总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高的，永远不要低估中国市场的容量。

　　21世纪网：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时间点导致了制造业的变化？

　　胡左浩：进入了2010年以后，制造业环境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在增加，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人们对于工作和报酬的诉求也更高；

　　另一个是以往我们靠成本优势大规模生产，但是生产的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市场竞争激烈，所以价格上不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成本又越来越高，利润大幅下滑，那么对我们众多企业提出要求，逼迫产业转型、技术提升和管理转型。

　　而从外部环境来讲，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也是使得我们重新布局自己的制造业。

　　21世纪网：您提到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其实现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用工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胡左浩：这得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用工荒确实是经济的长期隐患，这确实有新增劳动力供给大幅下降的原因，但其实在我看来，最核心的因素是劳动力素质提高了。原来劳动者都是小学、初中没毕业，脏累苦的活儿都愿意干；现在都是高中毕业，这些活儿还愿意干吗？

　　劳动大军早年发展靠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这种外延式的增长，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增加，劳动大军工资提升是必然的要求，并且不可逆转，还有加快的迹象。这是对社会财富要合理分配的要求，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的体现，

　　另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消费、才能买房子或者旅游，劳动大军才是社会主体，只有他们工资提高了，整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

中国制造

　　胡左浩认为，高铁跟飞机和汽车制造业比，主动权完全操控在中国自己的手上，而且慢慢打入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