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人大老校长黄达：中国最早正面提出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人大老校长黄达：中国最早正面提出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之一

2023-03-22 07: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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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汪浩然

他说，许多人只知道货币就是钞票，实施扩张政策就是开足马力印钞票，在这样的水平上讨论经济决策问题实在有些“悬乎”。

黄达曾说，自己的一生就像作为一名导游，带领许多人纵览了中国货币银行学一个甲子的独特旅程。

这段旅程的起点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对专业几乎一无所知的青年教师土法上马，“趸售”苏联货币银行学；这段旅程的终点，则是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现代金融学。

在黄达看来，计划经济体制里一直存在着它总想否定但总也否定不掉的商品货币关系。它如同一个覆盖十几亿人口、时间跨度达几十年的巨型实验室，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费尽力气才能推导出的复杂模型在其中以一种极简形式表现出来。从这里走出的人，更容易直观地读懂宏观经济学。或许正因于此，黄达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风云际会中，成为新中国金融学的一位主要奠基者。

终其一生，黄达都没有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这个讲台，从青年教师，到一校之长。在他之前，历届人民大学校长都由著名老革命家担任，是他首开了从校内提拔的先河。但他觉得，自己归根到底是一个有幸福感的教书先生而已。

（黄达，1980年代）

2月18日，98岁的黄达走完了这段与金融相伴一生的人生旅程。

“存款是不是真的钱？”

1950年，25岁的黄达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批教员，被分配到“财政信用借贷系”（即财政金融学院前身），为一年制专修科学生讲授“货币流通与信用”。当时他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没有任何基础，但领导说，苏联专家给你们讲，你们再给同学转述，问题不大。

刚开始的大半个学期连教材都没有，由苏联专家根据在本国讲课的提纲面授。翻译是从哈尔滨招聘来的小青年，生活俄语很熟悉，却不懂专业。有一次讲课，翻译不知道术语，瞎翻一气，他们听得不知所云，也不敢打断专家去问。两三个小时下来，才断断续续猜出是在说“高利贷”。

学年结束，采用苏联的考试方法：口试。两三道题配成一张考签，一个班几十个人，要配几十张考签，还要力求考题不重复。黄达承担了出考题、配考签的任务，并为每道题写出“标准答案”。这么多考题，实际覆盖了课程的全部要点。这份“标准答案”本是给考官参考的，后来也发给了学生。黄达觉得，一年里学生们不知道听了多少堂糊里糊涂的课，拿到这份眉目清楚的材料也算是一种补偿。

在讲课中，黄达逐渐产生了一些困惑。比如，苏联教科书中讲到的信贷原则里有一条是“借款人到期归还”，他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这形同废话，如何能提到“原则”的高度？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意识到，这是因为在苏联，国有企业认为不归还从国有银行借的钱天经地义。他后来说，当时只是弄懂了这个原则在30年代初的苏联“信用改革”中产生的原因，还不能体会到这种模式先天带来的“难以治疗的内伤”。

还有一个问题也让他感到困惑。苏联教科书认为，只有现金的运动才构成货币流通，非现金转账不构成。这是基于斯大林的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非现金转账只是服务于国有经济内部的结算，因而也不是真货币。因为，如果没有物资调拨计划，再有钱都买不到生产资料。而这些，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货币流通的优越性。

大家都这么讲，黄达也这么讲，但讲着讲着就觉得有问题了。比如国营企业卖了生产资料，有了货币收入，再给工人发工资，这个过程中难道货币一会儿只有外壳，一会儿又成了真的？马克思曾说存款是“观念的货币”，他们向企业做调查，问他们的存款是不是真的钱，对方一听就火了，说我的钱是实实在在存在银行的，没有这些存款厂子寸步难行，怎么不是真的？！

曾有一阵，黄达下放街道人民公社当了一年的副主任，分管工业。原来以为物资调拨价格是不能变动的，但“大跃进”之后生产资料的价格都涨了，不过是变相涨价，比如要对方加工一台车床，就要给对方一些紧俏物资做交换。这些都让他感到，价值规律事实上是起作用的。

1962年，黄达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成《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发表在《经济研究》第9期。文章主要是讲，要控制货币流通，关键在于控制银行信贷规模，但人们更注意的是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现金和存款一起，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货币流通。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黄达回忆，改革开放前经济学学科分两大类——政治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属于“统帅”学科，包括货币银行学在内的部门经济学则是从属学科。即使彼此很熟悉，搞部门经济学的人也并不容易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圈子。

但就在改革开放后不久，黄达获得了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块“敲门砖”。

“徐徐上涨”

1979年被称为物价改革元年。这年年初，全国计划和市场问题讨论会在无锡召开。这是政治经济学圈子的会，黄达不属于被邀之列。但参会的同事为了多带几篇论文“以壮行色”，要他也赶写一篇文章。

物价改革是当时整个经济学界和业界关心的焦点问题，他也有这方面的思考，就写了一篇《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文章提出，推进物价改革是势所必然。作为短期的物价方针，要尽可能控制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不使相邻年度之间有跳跃性的波动；作为长期的物价方针，则应允许物价水平小幅度地、徐徐地上涨。

当时的观点是通货膨胀一点都不能允许，只要允许一点就可能发展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黄达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徐徐上涨”，也由此引起注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圈子。

后来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当时正在人大贸易经济系读研究生，他回忆，大家整晚都在讨论黄达教授的观点，黄达是中国最早正面提出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之一，那时候提这样的问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这时，黄达60年代就提出的货币流通应包括现金和非现金转账两部分的观点开始成为金融学界的主流意见。但在中央文件和银行的工作文件中，提到货币流通仍然是单指现金流通。大家向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提意见，刘鸿儒说自己理论上同意大家的看法，但货币流通范围扩大后涉及到一系列工作，比如哪些存款算哪些不算，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

为了推动这项工作，黄达到处写文章，做讲演。1983年5月，他应山西金融学会之邀，在太原做了一次《关于货币流通范围的问题》的学术讲演。

他说，过去的银行报表，领导一看就烦。人家财政收多少，支多少，结余多少，赤字多少，一看就清清楚楚；银行报表呢，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这两边永远是平的。既然是平的，你亏在哪里？因此很容易增加银行的压力。

黄达说，现金加活期存款，其代表符号是m1，是国际通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用这样的统计口径，可以解释通一些“怪现象”。比如明明没发那么多票子，为什么财政赤字那么大？过去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有多少窟窿就得发多少票子来补，现在不是了。1979年财政赤字170亿，其中有90亿是向银行透支的。银行只需要记两笔账，在财政透支账户记一笔，在金库存款账户再记一笔，这90亿就出来了。技术上太简单了，危险也就在这里。

黄达回忆，自己多年与决策层、经济学界和业界接触，一再感到，金融的不少问题之所以说不清道不明，主要症结在于没有把握现代信用体系创造货币的机制。许多人只知道货币就是钞票，实施扩张政策就是开足马力印钞票。他觉得，在这样的水平上讨论经济决策问题，实在有些“悬乎”。

他自己这方面的知识，最初是从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学到的。改革开放后，王传伦主持翻译美国的金融学教材，安排他翻译其中两章。对于其中所用模型的推导，他感到自己的底子明显不够用。他下决心走进教室，随着本科生一起规规矩矩学习了高等数学课，并通过了考试。让他遗憾的是，五十多岁才开始学高等数学，学来的总像是“外挂程序”，不能自然而然地运用。

1983年，黄达将自己关于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思考进行了系统梳理，写成《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于1984年出版。

这是他最负盛名的理论专著，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等多项奖，对很长一段时间的行政决策产生了较深影响。黄达说，这本书出版后的20年间，自己虽然笔耕不辍，但再没能达到当时的水平。

主政人民大学

黄达1982年就成为国家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直到1985年才招收了第一批博士生。日后成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党委书记的王松奇、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的周慕冰和在西南财经大学担任教授的邓乐平组成了黄达的第一个博士生团队。

邓乐平和周慕冰是四川财经学院教授曾康霖推荐给黄达的。黄达来成都招生时，曾康霖让他们陪同黄达去游览了青城山和新都宝光寺。60岁的黄达一口气爬到青城山山顶，还在宝光寺品尝了四川盖碗茶。途中他没和两个年轻人谈多少学术问题，聊的都是风土人情。邓乐平觉得，黄达看人更偏重第一感受，看此人是不是比较实诚，是否孺子可教。

黄达承接了“七五”社科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问题研究”。邓乐平硕士论文写的是货币需求，周慕冰硕士论文写的是货币供给，王松奇发表过15篇与货币政策相关的文章，这也是黄达选择招收三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5年9月初入学时，黄达把自己的这三位博士生和财政学教授、曾留学英国的王传纶的博士生贝多广召集在一起，幽默地说：“王教授比我懂得多，我是‘土教授’。”他说，这是首次招收金融博士生，此前没有样本可参照，也没有现成教材，因此需要共同商量，一同探索。

黄达要求他们先用一年时间做有关课题的学说史研究，比如写货币需求就要遍查古今中外的重要理论文献，分析形成20万字左右的文稿，基本达到出版要求。文稿完成后，黄达专门组织了一个专家评审委员会，请来一些知名专家，评审从形式到内容都不亚于正式答辩。最终，三名博士生顺利毕业，和黄达的课题研究成果一同出版成册。

黄达把授课称为师生“联席会议”式交流和讨论。每次讨论一两个问题，大家自由发言。黄达注重培养弟子们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看他们所做研究的资料来源是否真实准确，逻辑是否清晰，判断问题有没有独立思考。

在第一学年，黄达、王传纶与四位博士生每周有一次座谈。黄达要求他们要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不能做墙头草，不能像以前政治运动时一些人那样，今天这样表态明天那样表态。在邓乐平印象中，这是黄达少见的表达鲜明主张的谈话。

邓乐平觉得，黄达从来不把问题极端化，他很少在论文或稿子上轻易做否定或肯定的结论，写得最多的评语都是“该观点可商榷”“该说法还需琢磨”等中性用语。

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黄达对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通常先公开讲自己不懂。对于见诸报端的名词、概念之争，他说那是看着热闹，对学术研究没有多大意义。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尽量回避。

他很少与人在学术上辩论。他编写的教科书中，各学派均有介绍，但不评论。在指导学生做论文时，如果学生对前人观点有批驳，他总会问是否真正理解了前人的意思。

为了集中精力带好第一届博士生，在他们毕业之前黄达三年没有再招收博士生。1989年至1992年，黄达每年招收一名新生，组成了他的第二个博士生团队，包括后来的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焰、刘振亚。此后，黄达基本不再正式招收博士生，一大原因是回避当时社会上的官员“充电”热。

1983年，黄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85年袁宝华就任校长后，黄达担任了常务副校长。

担任校领导期间，黄达的关系一直留在系里，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学术上。他坚持每学年给学生开一门课，因为只要有课，哪怕国家教委的会都可以不去参加。而且讲课就要备课，就必须关注学术动态，不会丢掉专业。

他每年给袁宝华打一次辞职报告，袁宝华总说，再过一段时间自己也不干了，“咱俩共进退”。黄达只好再干下去，一干就是11年。

80年代末，袁宝华向国务院提请辞去校长一职，推荐黄达接任。1991年12月，黄达正式被任命为校长。

黄达回忆，从1982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有一种“诱惑”一直伴随着人大的办学方向选择，那就是筹建“好像只有人大才有资格筹建”的“两院”（即行政管理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他说，一些老同志往往出于对人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无限风光的怀念，对此事寄予过大的期望，认为这是决定人大此后发展的主要机缘和关键。然而，“两院”没能立项，国家行政学院也在瞬息之间与人大脱钩。最终，人大结束了80年代的“摇摆”，明确了办成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的方向。

黄达感叹，幸好在筹备之初，人大一些中年骨干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形成了关于办学方针的共识。正是走了办普通大学的发展道路，人大才逐渐成为现在的人文社科重镇。

黄达认为，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化大学必须实现学校的国际化，但由于历史渊源，人大的国际联系相比北大、清华等名校少得多。在黄达的力推下，90年代人大打开了国际交流局面。他推动的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经济学培训中心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谙现代研究方法的经济学人才，这批人后来成为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力量。

邓乐平曾问黄达，在人大当校长是不是很忙很累，很不好当？黄达笑说，是的，不过就大学而言，关键还是培植学风，即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风格，就这个意义来讲，校风越宽松，校长管得越少，学校办得越好。

1993年，黄达成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提出了用“货币供给”概念代替“货币发行”的政策建议。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中国早已在内部采用了国际通用的货币供应量口径进行统计，但直到1994年，决策层才最终采用了这种统计口径。

1995年，黄达出任了中国金融学会会长。这是打破常规之举，因为此前这一职务都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担任，而当时的行长是由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的。

货币银行学保卫战

晚年，黄达越来越将自己的关注重心从金融改革和政策建议转向金融学科建设。他说，没想到自己突然遭遇“敌情”，仓促上阵，自任主帅，打了一场保卫货币银行学的“圣战”。

2000年春，一位教师突然问他，货币银行学的命运是不是即将终结？又有一天，他在中国人民银行五道口研究生部讲课，有同学问他，是不是学“投资”有前途，学“银行”没前途了？

他惊愕不已，意识到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立即搞清空穴来风的方向。他很快发现，问题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只是他没有注意到。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商学院的“金融学”（finance）被海归们带回国内，使得国内原来的“货币银行学”（也常常叫“金融学”）俨然成为了过时的学问。

当时有一种颇有分量的说法，就是国内把央行的活动归入金融范围可能是搞错了，央行的活动属于宏观调控，不属于金融。黄达感到，好家伙，这是把周小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除”出金融界了！

2000年4月，黄达赴美访问，打算近距离了解美联储对finance的用法。他拜访了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世界银行副行长章声曼等人，了解到美联储“只管money不管finance”的说法，其含义就是资产价格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他感到，此行收获颇丰。

随后他又走访了国内许多兄弟院校。他发现，几乎所有金融专业从业者都有相似的困惑。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些多年从事金融学教育的人认为应该沿着原来的路，兼顾培养传统金融人才和资本市场人才，另一些人则强调应走国外商学院的路，只培养现代金融管理人才。黄达听到有人竟然要“缴械投降”，心里有一些不是滋味，觉得讲货币银行学的教师自己先应挺直脊背，建立信心。

2001年，他在西安做了题为《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的演讲，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思考结论。他说，西方日常使用的finance，比中文中“金融”的概念外延大得多；用来专指资本市场和微观金融管理的finance，则小于中文“金融”概念的外延。finance专指微观金融分析，“金融”则包括微观金融分析和宏观金融分析两方面。

他认为，既不能要求外国人按中国人的习惯使用finance，也不能要求中国人完全按外国人的定义来理解“金融”的概念，唯一的选择是“和平共处”。

问题的来龙去脉厘清了，争论也就悄然偃旗息鼓了。

2000年，西南财经大学组建了中国金融研究中心，邓乐平担任副主任。曾康霖、邓乐平等组织了很多学术会议和活动，每年都邀请黄达参加。

那些年，邓乐平陪着半退休的黄达走了十多个省份，去了几十处自然景点，他称之为“陪伴黄老师的游学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邓乐平与国内金融学界很多学者相识，深感见识倍增。

2013年11月，黄达凭借“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高票荣获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此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整体改革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五项理论先后因对中国改革与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而获奖。

2015年，黄达年满90岁，决定以后不再出京。

住进养老院后的四五年时间，他每天都坚持坐在电脑前，继续编写文章，整理文稿。他70岁开始学习用电脑写作，此后所有文稿都是电子版的，他可以自己制作课件、制图、画表。

他喜欢历史，书房里专门有一个书柜，整整齐齐码放着24史。那是中华书局出的最好的版本，是“文革”时他一本一本好不容易攒齐的。

有时，他跟养老院的朋友们一起吟诗背赋。年逾九旬的他，依然能一口气背下整篇《阿房宫赋》和《滕王阁序》。

去世那天，正好是他的98岁阴历生日。直到最后一刻，他始终头脑清晰，思维缜密。

邓乐平觉得，黄达有一种宁静致远的心态。他一直记得黄达说过的一句话：“小平同志说得好，有些问题暂时解决不了就留给下一代吧，他们会比我们聪明。”

（原文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3月20日总第10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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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