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崇园自杀一年:高校师生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

25日晚，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的姐姐通过微博告诉公众：“时隔一年，王攀终于认错道歉了。”该微博所附的调解书显示，王攀除道歉外，还赔偿陶崇园家属65万元。

陶崇园是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生，王攀是他的导师。一年前的今天，还是武汉理工大学三年级研究生的陶崇园，从五层宿舍楼顶坠落。警方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不予立案。

事发前，陶崇园曾向家人抱怨导师王攀对他各种控制，令他困扰。因而，这桩自杀死亡案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年过去了，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回顾过去，不免遗憾；今朝判案，拍手称快。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曾经，被誉为象牙塔的大学，是人人向往的乌托邦。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师生问题让这个乌托邦笼罩上一层又一层的乌云，名校也不例外。无论是去年世界范围风起云涌的“ME TOO”运动，还是类似陶崇园王攀事件，最后都聚焦为一个点：师生关系。

当下，少数部分高校老师利用身份、职位之便，让学生始终处于“被压迫”地位，以至于一些学生完成不了学业，甚至走向极端。

畸形的关系爆出诸多极端案例。陶崇园并非孤例，西安交大在读博士杨宝德也因“不堪导师奴役自杀”溺亡。近两天学术圈广为流传的微信群截图，一位叫“倪冰冰”的老师在微信群大放厥词，称学生为“垃圾、白痴、文盲”，更称“写的东西跟屎一样，你们怎么不去吃屎呢”……接二连三的事例说明，暗流虽小，力量强大。

此类话题之所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固然有个案的极端性，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因其击中了高校“师生关系异化”这个难以言说的痛点。

自2000年以来，与整个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呼应，中国教育也逐步趋向于商业化，国家有了大笔的经费可以拨给教师，科研经费的出现让一些导师开始雇佣学生为，经济利益导致师生关系无形中成为“老板”和“打工者”模式的雇佣关系。比商业雇佣更甚的是，学生处于没任何反抗能力的地位，教师却掌握学生的经济、科研、毕业与否等核心问题，让被雇佣的学生无法自主、自发、自由地解除不平等关系。

商业化的隙入，导致一些导师对学生有绝对的掌控，也为缺乏师德的个别老师提供了“恶”的温床，为师生“畸形关系”创造了可能。

这种高校赋予导师权力过大，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管，自然让少数缺乏“师德”的老师随意跨越师生界限，占用学生本该用来学习的时间和自己的空间，使其实际上成为自己的“门人”。

古往今来，我们欣赏于东方式师生关系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师承关系中，看到了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在这些令人称羡的师生关系中，无一例外的，教师的师德是最为坚实的“底盘”。可以说，理想的师生关系应当既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道德要求，也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属性。

作为社会规范的关键阀门，教师在人们心中都占神圣的地位，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传播者，是人格的塑造者，更是人生导师。《教师法》更是明确规定，教师“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借助法律的力量，陶园崇的家属讨得了一个说法，只是一旦搬出法律法规，对教师做出强制行为，这层千百年来形成的神圣关系就变了味。

一颗老鼠屎往往容易坏一锅汤。少数师生关系异化的风气一旦蔓延，不仅污染校园生态，更严重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频繁爆出的极端案例给教育者敲响了警钟，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职业规范。教师如果做不到专业，做不到师道，做不到平等，那也没必要为难自己，为难学生了。

一言以蔽之，高校师生之间，除了纯粹的师生关系之外，不应该掺杂其他任何的利益关系。